每个朝代的家具与社会及社会主体是紧密相连的，以人的需求而诞生、变化，以社会的前进而发展。我们从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到社会文化对家具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可以说，家具诞生于社会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家具设计的重要转折点，其原因在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也不断发展，魏晋玄学就应 运而生了。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文化背景
就历史进程特点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分裂期。最初是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鼎立局面由西晋结束，西晋皇族在江南建立了东晋，北方则陷入民族混战，出现了许多政权，概称十六国。 南北朝（公元420年-589年）则是南朝与北朝的合称。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此期间出现过激烈变动，魏晋南北朝连年战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战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从而造成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大变迁，玄学、佛学随之大兴，同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思想的一个极度自由的时代。这种变革也为家具种类的革命带来了可能。放眼文化思想方面，虽然社会处于战乱，但正是乱世为思想的自由提供了肥沃土壤。在太平盛世或许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但同时也会伴随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教束缚，思想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在这一社会动荡时期，思想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玄学思想的发展，提倡人性的自由；佛教的兴起与繁荣；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这时期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由于参与了中原的政治，把他们的文化带入了汉族地区，本身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融合。正是社会动乱中思想上的“活”使得思想与文化的解放与融合成为可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们起居方式和家具设计从低向高渐变的关键转折时期，这种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在乱世中，在思想与文化宗教融合成为可能以后，在人们具有了开放自由的思想观念以后，人们才可能去接受一种新的文化或宗教，才能自由地接受另一种新的起居方式，才可能接受并设计和以前完全不同的高型家具。从此中国家具设计才算真正意义上有了开端，并为今后明代家具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具式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的家具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之间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家具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它上承两汉，下启隋唐，以后各朝代中国家具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西域各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原汉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不少改变。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中原地区的汉人接受了不少外来的观念。这种风气的传播开始时是自上而下的，并在胡汉杂居的西北地区率先为部分汉人习用。《后汉书·五行志》中便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乃至“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种背景下，各种各样高型家具相继出现。胡床等高型家具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并与中原家具融合，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渐高家具，椅、凳、墩等家具开始渐露头角，卧类家具亦渐渐变高。床明显增高，可以_床垂足，并加了许多床顶、床帐和可拆卸的多折多叠围屏。
魏晋南北朝家具设计的最主要特点是：出现重要变革——由低型向高型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家具样式——胡床（座具）、凭几 、椅、凳等等。下面，就其具体的家具式样试作一粗略分析：
1 ）绳床—椅子
椅子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济渎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碑阴：“绳床，注：内曰椅子”。但是椅子形象早于名称一百多年，见于南北朝。两晋以前，我们的先人一直处于席地而坐时代。随佛教东渐，佛教文化和艺术涌入，高型座具进入中原。而在文字资料中同样能找到这个时代椅子的记载。 《晋书·佛国澄传》中有“坐绳床，烧安息香”。《高僧传》中偶“竺佛国澄者，西域人澄坐绳床，烧安息香。” 另外在新疆曾出土了一件晋代座椅残骸，此椅座部以上已经不存在，只有4条腿，腿上有四叶花纹，是犍陀罗风格，非常精美。由此可证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人家开始使用高型家具了。
2）佛座—墩
在众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画中，我们得知佛与菩萨的座具——佛座，是千姿百态、极为丰富的。有方型、圆型、腰鼓型，有三重、五重、七重，有实才的，也有空透的，装饰有壶门、开光、莲花图案...... 形式多样，多姿多彩。这些佛与菩萨的高型家具，也随着佛教文化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佛教——墩的出现，对于我国家具品种的丰富，尤其是对于凳类家具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佛座的造型，又大致可分为腰鼓形和方形两类。
3）胡床
胡床是一种便携座具，顾名思义不是汉民族的座具，它来自西北游牧民族，是一种便携座具。胡床是由8根木棍组成，两只横撑在上，座面为棕绳联结，两只下撑为足，中间各两只相交相对作为支撑，交处用铆钉穿过作轴，造型简洁，使用方便。它可张可合，张开可以做座具，合起可提可挂，携带方便，用途广泛。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胡床已经广泛使用了。
胡床传入的记载较早，《后汉书·五行志》说：“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在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使中国与中亚、印度，以及西北少数民族的往来非常频繁。晋代胡床已经进入上层人家了。《晋书·五行志》说“秦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磐”貊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磐即承盘）。《晋书·王导传》说“导子恬，沐头散发而出，据胡床于庭中晒发，神气傲迈”。《晋书·庾亮传》说“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意夕。”
4）方凳
作为高型座具的凳子，出现最早的形象是敦煌莫高窟的257窟北魏壁画中。画中菩萨垂足坐于凳上。此方凳也是初见的新型家具。此凳的造型和高度，与后世的方凳无大差别。该凳有4条直腿，没有横撑。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第一只方凳形象。也是随佛与菩萨东来的佛国家具。
三.文化特点决定家具的式样
如上文所述，玄学的兴起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思想变革。“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当时人们的思想行为准则，内涵就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表现自我。从根本上说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觉醒——人的觉醒，是对人性的一种解放，是对人思想的自由。把人们的思想从之前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儒学礼教中释放出来，这一点对于当时广大人民能接受新式的高型家具提供了思想基础。而在之前的汉代是独尊儒术，儒家的礼教思想占据着霸主地位，人们的思想是封闭并被禁锢的。试想如果是在一个思想并不开放，礼教森严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怎么可能有足够开放的思想，能改变长久以来的席地而坐生活方式和一直沿用的低式家具，来接受一种新的文化或生活方式，和外来的高式家具呢？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开放和玄学思想对人性的解放，使得人们能接受并能更容易融合更多的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也正因为这样，这一时期家具从低转高，人们从席地而坐转向垂足而坐能够成为现实。
在文化融合方面，由于思想的开放，汉族更能友好地和少数民族交往并互相学习。在 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融合的范围极广，几乎包括了中国长江、黄河、辽河、漠北广大区域。北方各民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卢水胡各族先后建立政权，将社会组织模式乃至文化习惯带到中原；南方的山越、蛮族、_ 人、俚人、僚人也走出深山老林，开始与汉族融合。特别是十六国与北朝时期，汉族以华夏文化去影响和改造胡人的文化与政体。此外，跟随胡人政权而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开始学习汉族的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汉族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胡文化对汉文化产生了冲击。胡族充满生气的精神，给高雅温文却因受到礼教的束缚而显得僵硬的汉文化带来了新气象。
此外，说到魏晋南北朝，就不能不提到佛教。佛教的兴盛，带给魏晋南北朝家具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是由起源地印度向南（东南亚）、北（中亚、东亚）、中（西藏）外传而形成，佛教建筑随着佛教的外传而充满佛教圈中的地理空间。这里面有着很多的宗教、哲学、文化课题。另外开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活动促进了佛教美术发展，石窟造像、壁画，寺庙的造像，壁画应运而生了。这时期的造像和壁画，都是来自域外的粉本，人物形象、服饰用具等都是域外风格。此时天竺佛国的大量高型家具也随之进入了中原。这对中原的生活习俗，特别是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但正是由于这个时代思想的极大自由，使得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变化。佛国的高型家具进入中原，华夏古国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开始动摇，伴随高型座具而来的垂足坐方式，也自然地进入了汉地生活，除了家具渐变高以外，还出现了椅、凳、墩等新式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和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内容成为当时建筑设计的主题。一般来说，建筑是外在形象，家具是充实建筑的具体内容，是促成建筑功能充分发挥的具体条件。在佛国家具的启迪下，中原的匠师们从佛座创造出箱型结构和束腰家具新形式.
家具诞生于社会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婉雅秀逸的渐高家具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革，同时又极具美感与魅力，在中国的家具历史上写下了深刻而浓重的一笔。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民族在他们和汉族的融合过程中，给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民族更有生气，更富创造力。这表现在家具设计上的结果就是：新式的西北游牧民族家具开始传入中原。同时，少数民族的先进工艺也同样影响了这时期家具的设计。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也正因为多民族的多元性和交融性，才变得如此璀璨。
